文革风云：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转折

探究并鉴别“文化大革命”前期与初始阶段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私人关系，至关重要的依据涉及两份关键文件：

一份是林彪在“五一八”就“政变”议题发表的演说，另一份则是毛泽东于“七八”致江青的亲笔信。

发人深思的有两个重要情节：

毛泽东亲笔撰写给江青的信件完成后，曾于武汉交由周恩来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审阅。在获得毛泽东的许可后，周恩来即刻乘机前往大连，向正于彼处疗养的林彪转达了信件内容。林彪对此亦感不安，并流露出了悔意，承诺返回北京后将修订其“五一八”讲话。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的不安是表面上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顶峰”、“最高指示”、“四个伟大”一类语言颂扬毛泽东。

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给江青的信后一个多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将林彪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

会议氛围紧张，继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全会紧急增补了一项议程，即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林彪最初不愿出山。

他原本因病请假，未能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正于大连休养。然而，毛泽东亲自指令汪东兴致电林彪，力邀其出席后续的会议。

6日，林彪乘机返回北京。鉴于天气炎热，汪东兴特意安排他入住配备空调设备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毛泽东刚踏入人民大会堂，便亲自上门探望。

林彪推说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这个态度，指责说：“你竟想效仿明世宗！”

明世宗，名朱厚熜，乃宪宗之孙、孝宗之侄。武宗崩逝，因国祚无人承继，朱厚熜得以登基，年号嘉靖。嗣后，朱厚熜倾心黄老之道，长居深宫之中，疏于朝政处理。

毛泽东的言论，对林彪长期以病为由推诿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指责。

在会议落幕之后，林彪接替了刘少奇的职务，成为了新闻报道中党中央唯一的一名副主席。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后，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

鉴于林彪并未完全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及即将召开的“九大”事宜时，再次明确表示：“接班人自然非林彪莫属。”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隆重召开，林彪同志被选举为唯一的副主席，其作为接班人的地位亦正式载入党章。

将林彪之名字铭刻于党章，乃江青所提议并坚定推动之举措，康生、张春桥亦纷纷表示支持。

林彪提出需将党章草案中提及他的那段内容予以删除，然而康生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体现了林彪同志的谦逊态度，因此该段落务必予以保留。

起初，毛泽东对将林彪的名字纳入党章持保留态度，他未曾料想到这一提议。然而，面对江青等人的持续鼓动，他最终不得不有些勉强地表示：“既然你们都坚持这一主张，那便写入吧。”

可以说，此刻毛泽东对林彪既感到满意，又深信不疑。在他眼中，林彪对他和他的思想、路线忠诚无比，断不会像赫鲁晓夫那般，在他离世百年之后反戈一击。

林彪对于成为接班人的事宜，并无充足的思想准备，其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显露无遗，这一点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发言中得以体现。

他几次表示说：

“近期，我心中倍感沉重。对于中央分配给我的任务，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预感可能会犯错误，因此多次诚恳地提出辞呈。”

然而，鉴于主席与党中央已作出决策，我只能遵从主席与党的安排，尝试一番，并随时做好交接班给更为合适的同志的准备。

自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至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保持着融洽与和谐。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两人的见解基本契合，至少未曾出现公开的激烈争执或对立情形。

然而，随着九大的召开，局势逐渐发生了转变。进入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亦称庐山会议），两人的分歧愈发显著。

自“九大”直至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短短两年半的光景。这充分表明，在此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理论、思想、情感以及伦理等方面的合作基础，已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他们不过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相遇的“同行者”。

毛泽东安排林彪在“九大”上担任政治报告的主讲人，并提出，本次报告应摒弃预先撰写文稿的做法，直接进行口头陈述，之后整理成文；若需对外公布，则可选取记录稿中的关键内容进行发表。

林彪建议，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时，恳请中央文革小组协助撰写一份报告稿。

毛泽东予以首肯，遂决定由林彪领衔，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组成起草小组。

陈伯达在承接起草任务之际，对秘书言道：“我们不能再继续开展运动了，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全力以赴抓生产。”

陈伯达的这一观点，不仅与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分歧，亦与毛泽东的思考相悖，却意外地与林彪的见解达成一致。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陈伯达与江青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陈伯达甚至一度在江青的逼迫下，陷入极度的绝望，险些走上绝路。张春桥与姚文元作为江青的忠实心腹，历来对她言听计从。因此，陈伯达对与张、姚的合作心生抵触，最终选择闭门谢客，独自一人开展工作。

他迅速拟定了《为我国奋力打造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题目，并据此划分了若干小标题。随后，经过林彪的审阅，这些小标题被增至十个，最终呈递给了毛泽东。

鉴于进展缓慢，毛泽东情绪甚为不悦，遂决定由康生负责牵头，张、姚两人在康生与江青的鼎力支持下，另行草拟了一份文稿。

毛泽东对陈伯达所撰稿件予以否决，并亲自对张、姚的稿件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更为严重了。

自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后，毛泽东同志便开始思考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题。1970年3月6日，他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订宪法的倡议。在此过程中，他明确表示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么设立，要么不设，若必须设立，则非林彪同志莫属。”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表示认同并予以采纳。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当即表示：

“我担任主席之职，实属不妥。理应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方为名正言顺之举。我国乃十亿人口之大国，若缺失国家主席与元首，则显得名分不正，言辞不顺。”这位国家主席与国家元首的职位，唯有毛主席方能胜任，他人皆不适宜。

然而，鉴于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为国家主席，频繁出国访问以及接待他国元首的回访，对于他而言实属不易。因此，设立副主席一职以代行出国访问他国的职责，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我，显然并不适合担任此职。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参与各类活动，更无法承担出国访问的重任。因此，我认为国家主席一职仍应由毛主席亲自担任。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说：“林副主席提议，毛主席宜担任国家主席之职。”

毛泽东随即命秘书回拨电话，亲切地致以：“请向林彪同志问好！”对林彪所提建议，并未直接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态度。

4月11日，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他的秘书是这样记录的：

一、针对本次“人大”国家主席人选问题，林彪同志依旧提议由毛主席亲自兼任。此方案既符合党内、党外，以及国内、国外广大人民的心理预期，若非如此，则可能难以满足人民的心理需求。

二、针对副主席的设置问题，林彪同志持观点认为，此职位可设可否，多设或少设，均无太大影响。

三、林彪同志深自反省，认为其自身不宜承担副主席一职。

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题涉及林彪的提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赞同继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亦持此观点。然而，当政治局将讨论情况的报告呈递至毛泽东手中，他于当日便果断批示：“我已不宜再担任此职，此议不妥。”

毛泽东与林彪在党内享有极高的权威与地位。在中央政治局中，多数人常常将毛泽东或林彪的观点视为决策的依据。在两人意见一致时，一切顺利；然而，一旦出现分歧，其他人便难以明确表态，局面因而变得复杂。

正因党内态势如此，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自然引发了意见的波动与反复。起初，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政治局多数人的讨论中，这一提议得到了赞同。然而，当林彪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传至政治局，多数人又转而支持了林彪的观点。

四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表达了他不适宜担任国家主席的观点。他言道：“孙权曾劝曹操称帝，而曹操则回应称，孙权此举意在将他置于火炉之上。我如今劝诫各位，切莫将我视作曹操，亦请各位莫效仿孙权。”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立国家主席，不过是一种表象，我们不应因人而设职。”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毛泽东与林彪其中一人作出让步，舍弃己见，方能化解矛盾。若不然，僵局将难以被打破。

林彪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执拗。他坚决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职位，毫无退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