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17日,黑龙江水赤红如血。 沙俄士兵用刺刀将五六个中国人的头发绑成一串,成堆地往江里推。 不下水就用刀砍,浮出水面的头就用枪打。 鲜血染红了江面,尸体浮满了河道。 一个目击者回忆:“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 ”仅这一次,五千多名中国平民被屠杀,他们的尸体被随意抛入江水,仿佛只是丢弃垃圾。
沙俄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早已不是秘密。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北方巨熊就趁着清朝衰弱的时机,一步步蚕食中国土地。1858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一下子就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整个乌克兰的面积。 仅仅两年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让中国失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沙俄的侵略触角继续伸向中国西北。 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又侵占了我国西北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前后加起来,沙俄总共从中国直接割取了约161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算上其策动外蒙古独立的部分,共使近330万平方公里土地脱离中国,占清朝全盛时领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沙俄的侵略不仅仅是领土的掠夺,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 1900年7月,沙俄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一系列惨案,被称为“庚子俄难”。 7月16日,沙俄当局突然出动军警,在全城进行大搜捕。 他们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 “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中国人像赶牲畜一样驱赶到警察局和精奇里江边的莫尔金木材加工厂里。
接下来的几天成为了中国侨民的噩梦。7月17日,约3500名中国居民被驱赶到黑龙江边。 沙俄士兵谎称要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但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 实际上,这些人被直接赶进湍急的江水中。 目击者记录下了这骇人一幕:“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沙俄士兵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方式。 当妇女们把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兵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子”,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类似的惨剧在江东六十四屯同时上演。 俄军将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人被活活烧死。 他们沿村放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 最后俄军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
沙俄的暴行不仅限于东北地区。 在西北,沙俄的侵占同样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大量的农田被沙俄军队占用,原有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许多农民沦为难民,生活陷入困境。 沙俄在当地建立了新的行政体系,试图将这些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民族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
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 在瑷珲,守军与俄军展开激烈战斗。 1900年7月30日凌晨,沙俄侵略军向珲春发起进攻,珲春西炮台上的清军发现敌情后立即炮击,炸死三十多人。 天亮后,守卫珲春的清军连连炮击,打死200多名俄军士兵。 虽然最终因敌众我寡,清军被迫退守,但沙俄侵略军也付出了死伤几百人的代价。
黑龙江将军寿山等人排除了妥协投降势力的阻挠和干扰,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条件下,组织了一系列战役和战斗,严惩了俄国侵略军。 义和团、忠义军等民众组织也积极参与到抗俄斗争中,他们共同为保卫祖国北疆,同仇敌忾,浴血奋战。
甚至连列宁都对沙俄的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 他指出:“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列宁谴责沙皇专制政府甘愿充当资本家和贵族的奴才,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反动政权。
沙俄在侵占中国领土后,还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经济掠夺。在海兰泡,中国商人的商店和住宅被全部封查加岗,被捕者遭到搜身,就连溺尸都被捞起搜查。 被难者除随身衣物外,其余财产和物品全被沙俄强盗洗劫而去。 据学者薛衔天的估算,仅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约值五六十万卢布,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
沙俄对中国东北和西北的侵略,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更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这段历史充分暴露了沙俄扩张主义的残酷本质,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时的英勇抵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