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岁月：孤独与深思

一、

这种孤独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脉络，正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重大理论议题。

这一议题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异与阶级矛盾是否依然存在？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生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其理由显而易见：彼时，全球尚无一个国家成功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理论构建，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度剖析，揭示了这一生产方式如何不断孕育无产阶级，进而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秩序终将被其亲手培育出的无产阶级所终结的历史必然。

随着旧有的生产秩序的覆灭，我们将迎来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新社会形态，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任何一种新型社会形态，都是孕育于旧社会的怀抱之中。由此，旧社会中固有的诸多差异必然持续存在。这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工人与农民的身份差异、城市与农村的对比等。即便是脑力劳动者、技术工人或城市居民，彼此之间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别。

这些差异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现实，即便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亦需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方能逐步消除。在此过程中，我们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更为自由与全面的发展空间。

这段漫长的过渡阶段，便是我们常提及的社会主义时期。

从根本上讲，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中，这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之所以得以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延续，即旧社会所遗留的人与人、人与物的诸多差异依然广泛存在，而非仅仅由于物质财富的不足。

然而，这些资产阶级法权，诸如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存在，究竟以何种形态显现？是采取阶级对立的形态，还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形态？

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来，这一问题转变为探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依然存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与恩格斯尚未来得及对这些疑问作出解答。

二、

步入列宁时代，他所引领的十月革命缔造了全球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权成立之初，不仅要抵御国外资产阶级的敌意，还需时刻防范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报复。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坚持的。既然存在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自然也就存在需要被专政的对象。没有专政的对象，专政又指向何方呢？在那个时期，这些被专政的对象主要是指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国外帝国主义力量，以及国内的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唯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下，通过大规模地推进生产力发展，持续地进行社会变革，方能稳固社会主义制度。

显而易见，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着阶级差异，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实施是必然的。而他所谓的敌对阶级，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先前提及的境外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国内那些被推翻的旧有势力。

在列宁晚期的岁月里，他也开始关注党内存在的问题。遗憾的是，他未能对此展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剖析便离开了人世。随着社会主义政权日益稳固，特别是国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已被彻底镇压，经济基础也基本实现了公有制改造，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象呢？

列宁同样未能对此作出回应，其缘由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相似——事物的发展尚未达到那个阶段。在众多具体问题尚未完全显现之际，他们便已离世。

因此，这一问题随即延续至斯大林时代。

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的区分根本上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界定。

因此，随着苏联在经济基础领域的全面革新告一段落，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建设得以完成，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亦随之消弭。既然国内已无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存在，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便是：国内的阶级矛盾亦随之消解。

因此，他们宣称：苏联社会主义已圆满完成了其在国内消除阶级的历史使命。

随着国内阶级的消融，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职能，尤其是其专政功能，主要转变为抵御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

面对我国内部客观存在的党内矛盾与社会矛盾，他们往往将矛盾的根源归咎于国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及国内各类特务和间谍的破坏活动。对此，他们倾向于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

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摒弃斯大林极端手段的同时，他全面否认了斯大林的各项成就，从而也客观上对斯大林时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进行了全盘否定。

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依然存在的关键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了当时党内资产阶级的立场，忽视了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个关于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即国家不再是仅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国家，党也不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涵盖全体民众的国家和政党。由于这个国家消除了阶级和剥削制度，因此不再区分归属，国家与政党都属于全体人民。

“纯属无稽之谈，无需讨论此类虚构问题。”

三、

自1956年底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我们也遭遇了与苏联相似的困境。

在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确立之后，国内是否依然存在阶级差异和阶级之间的矛盾？

若其存在，应如何审视与应对？若其不存在，那实质上显现出的社会矛盾究竟为何种矛盾？

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毛泽东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三大改造圆满完成后，这也标志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审视，阶级矛盾已基本消解。

然而，毛泽东并不认同阶级和阶级斗争会在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自行消亡的观点。这一见解源自他对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深刻洞察。类似匈牙利等国家即便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亦遭遇政权不稳，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竟全盘否定斯大林，忽视社会矛盾，试图推行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这些现实案例使毛泽东意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未因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宣告终结。

在其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对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论述。

他的基本观点是：

在我国，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层面已基本完成，革命时期那场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亦已告一段落，然而，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资产阶级亦未消失，而小资产阶级的改造尚在进行中。阶级斗争的硝烟并未完全散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由此基本判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见解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观点相吻合至极。换言之，他们都坚信，国内的阶级斗争依然持续，而与民众对立的主要阶级，依然是那些已被推翻的旧势力阶层。

至于那些依旧存在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内还需持续进行改造。在多数情形下，这些矛盾可被视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得以维持，这些矛盾便有望被有效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内。

一类是敌我矛盾，这一类别不仅涵盖了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在国内层面，主要指向的是已被推翻的旧势力阶级，例如昔日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还包括那些反对并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士，例如一些违法乱纪者，诸如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等。

其他诸如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群体内部的分歧，农民群体内部的争议，以及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仍存留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均属人民内部的矛盾范畴。

自是，他亦论及一种独特的矛盾形态，即民众与当局之间亦可能出现冲突，诸如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体、民主与集权、领导与被领导等，其间皆存有分歧。然而，只要这些矛盾仍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之下，均可视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属于典型的阶级对立，其解决途径依赖于专政手段。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依赖于民主的讨论与理性的说服，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根本在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

上述见解，尽管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界定及处理方法上有所细化，但其核心思想与列宁的见解仍保持一致。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拓展了认识范畴，他当时已郑重提出，在思想领域展开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这一关键的认识，为后续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早早地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四、

毛泽东对问题审视得极为细致与深入，他深知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却从不让理论成为束缚自身的枷锁。

从简明的理论分析中可以推断，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私人占有已被废止，以此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基础自然也随之消逝。斯大林持有这样的观点，而赫鲁晓夫则据此炮制了一套旨在迷惑大众的全民所有制理论。

然而，仅需以运动发展的视角审视这一所有制变革的历程，便能清晰洞察，阶级的消亡并非如想象般轻易。

为什么？

仅需审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演变过程，便能洞悉其中奥秘。

当时，国民党所掌控的官僚资本，是在我人民解放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将蒋介石驱逐出中国大陆之后，才落入我方手中。接管之后，我们依据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其进行了改造，使之转变为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生产资料不再是官僚阶层服务的工具，因而转变为公有制性质。至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则是通过土地革命将其分配给农民，随后通过集体化措施，发展了农业集体经济，最终实现了公有制经济的转型。至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样经历了公私合营、赎买等手段的改造，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并逐步过渡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这究竟是指什么？有些人已经理解了，然而还有一些人可能尚且困惑。

这些变革之举，皆由人为之力所驱动。我党派遣一员干将入驻原先由国民党执掌的工厂，正式宣告其成为人民之财产。随后，依照既定计划，对原有的制度框架进行改革，从而将昔日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既然该任务由人工执行，那么相应地，反过来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您可以通过采纳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来变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资产阶级同样能够这样做。简言之，您可以将私人财产转变为公共财产，那么他人为何不能将公共财产重新转化为私人所有呢？

当然，随着三大改造的圆满完成，经济基础领域已基本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在上层建筑领域，政权已完全落入无产阶级手中——至少在当时，这是普遍的认知。因此，若存在逆向改造或反向操作的可能性，那么风险领域显而易见地集中在思想领域。

换言之，思想本身不足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然而，思想却具有重塑现有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进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再次分化，使得资产阶级得以东山再起。

因此，在毛泽东对矛盾进行分类之际，他已明确提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胜负，尚需经过一段不短的时光才能分晓。此乃因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源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在我国仍将长期延续，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影响力也将长期存在。倘若对此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甚至根本不予关注，则难免陷入重大错误，导致对思想斗争的必要性产生忽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思想领域的困境与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所区别，它源于旧社会经济基础的长期积淀。虽然这种困境是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一旦形成，它又会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产生反作用。

1957年之际，尽管毛泽东已洞察到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彼时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尚不及日后，亦未将其提升至文化领域革命性变革的同等高度。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五、

他强调，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已被推翻的旧有势力之中，更关键、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存在，其胜负尚无定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领域。

然而，不久之后，毛泽东对自身的这一认知将经历显著的提升与转变。

在那时，即三大改造圆满落幕之后，1957年左右，党内广大同志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普遍持认同态度，并无异议，共识得以形成。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持续推进，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此之前，无论是担忧思想领域将持续经历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抑或是担忧经济基础的薄弱，或是政治制度领域存在“右派”人士的反对声音，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敌对势力均源自外部。

经过数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历程，历经了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风、官僚主义风以及瞎指挥风的洗礼，毛泽东的认识已发生了显著且深刻的转变。

此时，毛泽东与党内同仁间的分歧逐渐演变成尖锐的对立。

毛泽东日益意识到，真正的危机与斗争并非源自外部，而是潜藏于内部。然而，在广大民众的认知中，他们依旧秉持着旧有的观念，认为所有矛盾冲突的根源，皆源于那些曾被打倒的“地富反右坏”分子所引发的破坏。至于党内涌现的风气问题，他们认为是外部“地富反右坏”分子通过“拉出去，又打进来”的策略，实施腐蚀与培养代理人，从而造成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依旧在外部。

毛泽东多次提及的“党内修正主义”观念，甚至将之形容为“名共产党，实国民党”，以及“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构成尖锐对立的两个阶级”等表述，其言辞之激烈、态度之严肃，令人瞩目。然而，尽管大多数人表面上予以赞同，内心深处却普遍持有不同意见，甚至抵触，不以为然。

直至毛泽东后来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与定义，方将问题根源深植内部的论断毫无遮拦地搬至台前。

这些人已成为或正沦为吸血的资本家，他们怎可能与我们相识？他们是我们斗争和革命的目标。——摘自《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革命对象》

将官僚主义者阶层视作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一观点是毛泽东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依旧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问题时的一大突破与重要论断。

即便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一个仅拥有对生产资料运营管理权的阶级，而非直接掌握生产资料本身，又怎能？“沦为或正沦为吸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在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又怎能存在资产阶级呢？实在是无处寻觅。

所以毛主席才说：

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们须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藏身之处，它甚至可能潜藏在共产党内部，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是其代表。

彼时，众多人眼中模糊不清，他们自诩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视毛泽东在公有制框架下培育出的资产阶级为悖逆马列主义的行为，与阶级划分的生产资料标准相悖。更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悖逆竟然蔓延至党内，实难令人接受。

自此刻起，他已做好万全的准备，随时准备着迎接可能的彻底挫败，并信赖群众的力量，共同寻求解决这一重大现实难题的途径。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才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空前的孤寂。

在井冈山苏区时期，孤独往往源于同志们的误解与不信任。而此次的孤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这是一种命中注定将与众人抗衡的孤独，一种随时可能破碎的孤独，更是一种预知可能遭遇失败，却仍不得不迎难而上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伟大，亦带着深沉的悲怆。

昔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历史终将揭晓其正确与否。事实上，历史早已昭示了答案。然而，总有一些自欺欺人者，即便手持望远镜，亦声称：我未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