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在东北进行抗日斗争时,1935年11月15日,她带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在珠河县周边被日伪军包围。那时她担任政委,带领队伍打游击战,面对五百多敌人的围堵,她帮着团长指挥战斗,一天内击退了六次进攻,消灭了三十多个日伪军。打仗时,她左手腕先受了伤,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她让团长带着主力撤退,自己留下掩护。撤退时,她腿部中弹,骨头都碎了,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日伪军冲过来,把她绑起来抬走,直接送到了牡丹江宪兵队关押起来。
到了那里,日军立刻对她展开审问。负责审问的是宪兵队军官大野泰治,他怀疑她是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因为在她身上搜出了密码本和信件的碎片。审问从一天一次增加到一天三次,日军用尽了各种手段:用鞭子抽、吊起来拷打、坐老虎凳、用竹筷子夹手指和脚趾、拔指甲、压杠子、搓肋骨。后来,日军战犯交代,他们还对她用了电刑,用电击折磨她;灌辣椒水,让她咳个不停;灌盐水后,又用冷水反复浇醒她。那天,她昏过去七次,但每次醒来都只是摇头,始终不肯开口。日军还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胳膊,皮肤被烫得焦黑起泡;拔牙时,鲜血从嘴角流了下来。她的脸肿得五官都看不清楚了,手脚也肿得裂开了口子,但她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所属的组织或相关地点。日军急了,因为他们觉得她身份不一般,肯定能问出情报,可她就是死不招供。
1936年刚开始的时候,她的伤口变得更严重了,感染得很厉害,还一直发高烧。日军怕她死了就拿不到想要的情报,就把她送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说是给她治病,其实是想继续审问她。医院里有日本宪兵守着,她被单独关在一个病房里。医生张柏岩给她检查后,说要截肢,但她不同意,坚持要保守治疗。她在医院住了半年,伤口又感染了两次,但她不让用吗啡止痛,说这样能保持头脑清醒。在医院的时候,她想办法和护士、病人联系,把写着提醒大家坚持抗日、别信敌人的小纸条塞给他们。纸条有的藏在药盒底下,有的缝在床单里。有个护士收到了她的纸条,上面写着“别信他们的话”“要坚持下去”“组织还在”。日军发现后,审了护士三次,但护士都说自己看不懂纸条上的意思。
在医院里,她成功说服了负责看守的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来协助她。董宪勋是山东汉子,当警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却被她的抗日决心所打动。韩勇义当时还是个实习护士,起初只是出于同情,后来却也决定伸出援手。1936年6月28日那晚,她趁着两个看守喝得酩酊大醉,护士站灯光又出了故障,便悄悄从病房溜了出来,穿着病号服,拄着拖把当拐杖一步步走下楼梯。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走动间又渗出了血迹。她没敢走远,天还没亮,就在李家屯附近被日军宪兵给逮了回去。押送路上,哈尔滨下起了小雨,她的鞋子湿透了,脚底也磨破了,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她硬是咬牙坚持,不肯换鞋,也不让人扶。据后来日军士兵交代,她走路的样子很特别,受了那么多刑,居然还能清醒地站着。
被抓回去后,日军下手更毒辣了。在审讯室,他们拿出新研制的电刑工具,调高电压,把电极夹在她身体各处,持续折磨了七个小时。她身体不断抽搐,头无力地垂下,昏死过去,可始终没有屈服。军官林宽重亲自指挥,说要慢慢折磨,直到她开口。档案里记载,这次电刑带来的剧痛,远超常人能承受的极限。她在受刑时还唱着红旗歌,声音从她肿胀的喉咙里艰难挤出。日军翻译说,她脸肿得已经认不出来了,却还能唱歌。军医记录说,她受刑如此之多,还能保持清醒、拒不招供,这已经无法用医学常识来解释了。7月25日,日军再次用电刑折磨她,她依旧没有吐露一个字。
日军审讯了好几个月,什么也没问出来。1936年8月1日,他们决定杀掉她,把她押上火车送往珠河县。途中,她向看守人员要了纸笔,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母亲的,另一封是给儿子的。她在信中写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希望儿子能记住妈妈是为了大家的幸福而牺牲的。后来,押送她的军官大野泰治供述说,她是个让人畏惧的女人,无所畏惧。8月2日清晨,到达珠河县小北门外刑场,日军士兵围成一圈,她要求摘下眼罩,迎着枪口高呼口号。枪声响起,她应声倒下。自那以后,哈尔滨地下党的口令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李一超”这个名字。
讲起这些事,赵一曼受的苦常人根本难以想象。日本兵为了从她嘴里套情报,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电击、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拔指甲,一样接一样地折磨她,想让她开口,可她硬是扛住了。在医院的时候,她也没消停,还悄悄写纸条鼓励其他人。逃跑没成功后,等着她的是更狠的刑罚,身体上她几乎要崩溃了,但精神上依然坚挺。连军医都奇怪,这人怎么还能自己走。从被捕到牺牲,整整九个月,她一个字也没透露。后来日本战犯在供词里都承认,审她时手段极其残忍,但她根本不怕。赵一曼这些事,让人一想起来就感到,日寇那时候的狠毒,真不是吹的。她用行动告诉大家,抗日不是嘴上说说,得拿出实际行动来。那些刑罚,谁挨上都受不了,但她就是没屈服。说白了,就是咱们普通人遇到难处时,也得跟她学学,别那么容易就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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