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梅贻琦的清华传奇

1949年，美国普林斯顿，一场简朴的婚礼正在举行。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长者作为女方家长出席，他的气质与风度，让人不禁为之侧目。新娘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杜致礼，新郎则是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而这位长者，正是执掌清华大学长达十七载的梅贻琦。此时的他，虽已远离故土，但那颗心系中国教育的炽热之心，从未改变。

01 清贫守节：心怀大义，两袖清风

在清华校史的记载中，有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细节。1962年，梅贻琦在台北病逝，然而家人却无力承担丧葬费用。这位曾担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学者，一生清贫，没有留下任何房产、存款，甚至连最基本的后事都成了难题。

事实上，梅贻琦生前经手的资金不计其数，尤其是数额庞大的清华庚款基金。但他始终坚守“公款公用，分文不沾”的原则，视那本记录基金使用情况的账本为珍宝。账本上，每一笔资金的用途都清清楚楚，全部用于清华的建设，没有一分钱落入自己的口袋。

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岁月里，师生们生活困苦不堪。梅贻琦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补贴全部拿出来，分发给其他师生。他的儿子梅祖彦回忆说，父亲总是将学校的事放在首位，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健康。而全家人，只能靠着夫人韩咏华卖糕点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

梅贻琦对家人的要求近乎严苛。女儿梅祖芬想上联大附中，因考试成绩未达标，他坚决不允许破格录取。有人前来求情，他只是坚定地摇头：“学校规章，对谁都一样。”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敬重与敬仰。

02 家学渊源：中西交融，奠基人生

1889年12月29日，梅贻琦诞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在传统儒学与新兴西学相互交融的环境中成长，他自幼便秉承“中庸之道”与“知行合一”的理念。

1904年，他踏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堂，凭借品学兼优的表现，深得张伯苓的赏识。三年后，他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留美奖学金，梅贻琦在63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六名的成绩成为首批47名留美学生之一。

这段留美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更让他深切体会到西方教育的精髓。

赴美后，他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

求学期间，他不仅钻研专业知识，还广泛涉猎西方人文思想，形成了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1915年，他回国应周诒春校长之邀，到清华学堂任教，从此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03 相濡以沫：朴素爱情，携手同行

在清华园，梅贻琦不仅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还遇到了相伴一生的爱人——韩咏华。1918年，两人喜结连理，开启了相濡以沫的四十四载岁月。

韩咏华出身天津盐商家庭，却毫无富家小姐的骄纵之气。

在梅贻琦月薪仅有三百多元的日子里，她精打细算地操持着家计，还要照顾梅贻琦的弟妹。抗战时期，清华南迁，教授们的生活清苦不堪。韩咏华挺身而出，与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一起制作糕点，拿到集市上售卖，以补贴家用。

最为令人动容的是，为了帮助学校渡过难关，韩咏华竟不顾身份，亲自上街叫卖“定胜糕”。当有人认出她是校长夫人时，她只是淡然一笑：“校长夫人也是普通人，为了学校，这不算什么。”

梅贻琦对妻子的付出心怀感激，却因校务繁忙，很少表露。

194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咏华近日为学校筹款事奔波，甚为辛苦，余心甚愧。”短短数语，道尽了这对夫妇为教育事业共同奉献的深情厚意。

04 大学之道：大师为魂，铸就校格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不仅定义了他的治校理念，也重塑了清华的品格。

当时的清华，已三更校名，十易校长，校内派系纷争不断。

梅贻琦的前任罗家伦因推行“党化教育”引发师生强烈反对，最终被迫离任。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梅贻琦以谦和、包容的态度，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他坚持“教授治校”，将决策权交给教授群体。学校设立评议会，由教授选举产生，共同决定校政；各院系事务则由系务会议讨论。这种民主治校的方式，让清华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如同一座蓬勃发展的学术殿堂。

梅贻琦话不多，却总能切中要害。学生们曾戏作打油诗描述他的讲话风格：“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然而，正是这种谨慎和谦逊，赢得了陈寅恪的高度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他增设工学院，延揽了顾毓琇、庄前鼎等一批杰出学者；大力发展研究院，使清华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培养出无数优秀的人才。

05 烽火护才：守护火种，功在千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先至长沙，后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场千里迁徙中，梅贻琦肩负着统筹全校事务的重任，同时还要保护学校的宝贵资源。

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10月的长沙临时大学校门前。一个衣衫褴褛、赤脚踩着草鞋的男子，抱着一个咸菜坛子在校门外徘徊。直到梅贻琦送客而出，男子才疾步上前，沙哑地呼唤：“梅校长！”

梅贻琦仔细端详，终于认出是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坛口开启，铅桶内幽蓝的微光映亮了周围——这是清华实验室的50毫克镭，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希望之光。

这珍贵的放射性物质，是赵忠尧1931年在剑桥大学访学时，核物理之父卢瑟福亲自赠送的礼物。

北平沦陷当夜，本已随首批师生撤离的赵忠尧，冒险折返清华园，将铅筒深埋咸菜坛中，扮作难民昼伏夜出，从北平到长沙徒步一千五百里。

途中，他遭遇日军七次盘查，却始终紧抱着坛子，谎称是“亡父骨灰”，在刺刀寒光中守护着中国科学的火种。

梅贻琦望着赵忠尧磨破的十指，热泪盈眶。他深知，赵忠尧交付的不仅是50毫克镭，更是中国科学的未来。

在梅贻琦的保护下，赵忠尧在西南联大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首个核物理实验室，培养出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等“两弹一星”元勋，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段经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坚韧不拔精神的生动写照，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06 沉默的力量：酒中真意，君子之风

在公开场合，梅贻琦总是展现出谦和稳重的形象，但在私人聚会中，我们却能窥见他更为真实的一面。

梅贻琦善饮，却极少过量。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饮酒的经历，字里行间透露出谨慎克制的性格。1941年5月23日晚，他在清华校友聚会中因空腹饮酒而醉倒，事后在日记中深表“愧悔”。这种自律精神，正是他治校风格的生动缩影。

然而，在必要的场合，他也懂得借助酒力增进情谊。1945年10月，他在昆明与同仁餐叙，虽感酒烈，仍适度参与。两天后，他又惋惜友人迟到，“未得多饮，酒则甚好”。这些细腻的记录，展现了一个在沉重校务压力下，偶尔借酒放松的真实梅贻琦。

酒桌上的梅贻琦，始终保持着君子之风。他从不因饮酒而误事，反而借助这些场合，深入了解同仁的想法，凝聚校内的共识。这种寓工作于生活的智慧，使他在复杂的校政管理中游刃有余，如同一艘航船的舵手，引领着清华在教育的海洋中稳健前行。

07 两岸清华：最后的奉献，精神永存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北平的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他是为了保护清华庚款基金。根据协议，只有梅贻琦本人才能支配这笔资金。

赴美后，他过着简朴的生活，精心打理基金，每一笔支出都详细记录，如同守护着自己的生命一般。

1955年，梅贻琦赴台，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从选址、规划到聘请教员，他事必躬亲，将清华的教育精神在台湾延续。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梅贻琦身患癌症，却依然坚持工作。他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无数师生。台湾清华大学校区内，将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他的墓园，命名为“梅园”，以此永久纪念这位为清华奉献一生的校长。

梅贻琦没有留下宏篇巨著，却用一生塑造了清华的校格；他没有子女继承香火，却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他没有积累物质财富，却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清华园，梅贻琦的雕像静静地矗立着，上面刻着他的另一句名言：“学子之志，不可一日不振；教育之业，不可一日不兴。”这位“终身校长”虽已远去，但他的教育理念和人格风范，如同璀璨的星辰，依然在每一代清华人心中传承，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